《大濛》深度影评：迷雾中的台湾，谁为赵公道们寻找公道？

7次阅读

共计 2553 个字符，预计需要花费 7 分钟才能阅读完成。

《大濛》是一部温柔的、好看的、让人又笑又哭的电影。但它也是一部狡猾的、让人不安的电影。它最大的争议，恰恰来自它最被称赞的地方——“举重若轻”。当白色恐怖中那些被枪决、被泡在福尔马林池里、连名字都留不下的“赵公道”们，被装进一个公路喜剧的壳子里，被方言梗和粗口包裹着送进影院时，我们到底是在消费历史，还是在纪念历史？评分 8.1，掌声雷动，可掌声散去后，那场“大濛”真的散了吗？

电影用“雾”做了一整篇的隐喻。阿月从嘉义到台北，整座城市笼罩在浓雾里。导演陈玉勋借角色之口说，云想变成雾，雾想变成雨，雨落入沙漠，人就像水滴，困在各自的形态里。这话很美，美得像一首散文诗。但问题也出在这里——白色恐怖时期的台北，真的只是一场“雾”吗？

雾是朦胧的、诗意的、不带刺的。它模糊了轮廓，让尖锐的东西变得柔软。可历史不是雾。那是逮捕、刑求、枪决、尸体泡在福尔马林里无人认领的年代。电影里有一场戏，赵公道和阿月走进国防医学院的停尸间，水池里浮着好几具尸体，一具具被捞起来辨认。那个叫“鲁常”的管理员，一句话不说，面无表情地捞尸、编号、登记。整个场景阴冷、压抑，像是从地底渗出来的寒意。这是全片最接近历史真相的几分钟——没有笑声，没有配乐煽情，只有水声和沉默。

可这几分钟之后，电影立刻切回喜剧节奏。赵公道又开始讲粗口，阿月又开始莽撞地闯祸。导演似乎害怕观众被那池福尔马林吓到，急着用笑声把情绪拉回来。这种“怕你受不了”的体贴，反而让历史的残酷变得面目模糊。雾是导演的选择，但观众有权知道，雾后面到底是什么。

赵公道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讽刺。他妈生了七个女儿才生下他，他爹高兴地说：老天终于给了我一个公道。可这个叫“公道”的人，一辈子没得到过公道。他是广东人，1949 年逃到台湾，说一口粤语腔的国语，被本地人嫌弃，被警察欺负，靠拉三轮车糊口。他被迫替黑帮杀人，只因为“你不杀他，他就会杀你”。他替阿月去赎哥哥的尸体，一路上被骗、被打、被追，最后连自己的命都差点搭进去。

柯炜林演得很用力，那种用力恰恰暴露了角色的困境。赵公道被写成一个“好人”——善良、莽撞、爱讲粗口、重情义。但导演似乎不知道怎么让他真正复杂起来。他的所有行为都出于一种简单的“善良”，他的苦难也都被处理成戏剧化的巧合。比如他被迫杀人的那场戏，理由非常牵强：黑帮老大说“你不杀他，我就杀你”，他就真去杀了。这种“天降横祸”的写法，让赵公道的悲剧变得像一场意外，而非体制性的压迫。

更让人不舒服的是，赵公道作为“外省人”的身份被刻意淡化了。电影里他讲粤语，被闽南语人群嘲笑，但导演很快用“我们都是受害者”的和稀泥逻辑，把省籍矛盾消解掉了。白色恐怖时期的台湾，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真实存在的，但《大濛》选择回避这一点。它更愿意相信：坏的是制度，不是人。可制度是谁建立的？谁在维护？这些问题被那层“雾”遮住了。

《大濛》的叙事策略非常明确：前 105 分钟让你笑，最后半小时让你哭。方言梗、粗口、夸张的表演，赵公道和阿月一路上的冒险，像极了台湾版的《中央车站》。观众在笑声中放松了警惕，忘记了这是发生在白色恐怖时期的故事。等到最后半小时，福尔马林池、焚尸炉的白烟、老年阿月和赵公道的重逢，所有情绪一下子涌上来，让人措手不及。

这种“先笑后哭”的手法很有效。我在的那场，最后二十分钟全场都在抽泣。但冷静下来想，这种情感操控是否太廉价了？它利用观众对历史悲剧的同情心，却拒绝真正面对历史。有观众在短评里说：“这是台湾主旋律，它讲的就是无论本省人外省人，都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。而时间已经带我们去了更好的地方。”这话说得客气，但“时间带我们去了更好的地方”恰恰是电影最可疑的地方。

老年赵公道和阿月在医院重逢，阿月说“等我五根油条的时间”，赵公道摘下手表，笑着等她。这个 call back 确实催泪，但它暗示的是：苦难过去了，我们活下来了，一切都好了。可现实中，那些死去的“赵公道”们呢？那些至今没有名字、没有墓碑、没有公道的受害者呢？电影用两个人的重逢，替代了集体性的历史追问。个体的温情，成了对体制暴力的赦免。

曾敬骅在电影里只出场了不到十分钟，演的是哥哥黄育云。他出现在阿月的回忆里，教她读书，告诉她“女孩子可以做的事多得很”。他被枪毙前，留给阿月一支手表。这个角色几乎没有台词，只有几个特写镜头，但已经足够让观众记住他。有短评说：“曾敬骅太帅了，哭到抽搐的时候还要感叹他帅。”这话听着像调侃，却点出了流量演员在历史题材电影中的双重作用。

一方面，他们让年轻观众愿意走进影院。没有曾敬骅，很多 00 后可能根本不会看一部关于白色恐怖的电影。另一方面，他们的存在本身也在消解历史的沉重。当观众在感叹“曾敬骅好帅”的时候，他们真的在关注那段历史吗？还是仅仅在消费偶像的颜值？这不是演员的问题，而是整个文化产业的逻辑问题。当历史被包装成商品，它就必须迎合市场的口味。而市场的口味，往往是甜的。

有趣的是，有观众在短评里提到：“羡慕台湾的电影工业，在做类型化叙事的时候，愿意找来曾敬骅这类流量演员去触碰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。”这话背后是一种比较心理：大陆拍不了，台湾拍了。但“拍了”不等于“拍好了”。《大濛》确实让更多年轻观众知道了白色恐怖这个词，但它的“轻”也让这段历史变得像一部感人的电视剧。观众记住了阿月和赵公道的眼泪，却未必记住了那些被枪决的人的名字。

电影里有一句台词，是哥哥对阿月说的：“人们对观点不同的人总会感到害怕。对害怕的就想要消灭。”这句话放在今天依然成立。但《大濛》的“轻”，恰恰是对这种害怕的回应——它害怕观众承受不了历史的重量，所以选择用喜剧、用温情、用流量演员来稀释它。这不是导演一个人的错，这是整个社会面对历史时的集体无意识：我们想记住，又怕太痛。于是我们选择一种温柔的遗忘。

影片最后，老年赵公道和阿月坐在医院的长椅上。窗外是台北的阳光，雾散了。可那些被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尸体，那些被枪决的年轻人，那些像赵公道一样找不到公道的人，他们的雾散了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当电影院里灯光亮起，观众擦干眼泪，走出影院，外面的世界依然有雾。

正文完